百年激进笔记5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首先不应该强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

主要障碍

在20世纪工业文明阶段所形成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造成利益结构已经固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十七大开始提出现在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到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强调，利益结构固化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

现代化

无论是否工业化都是人类近代史中的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
资本集中产生资本收益，风险集中产生周期性危机，因此要注意，周期性危机往往是爆发在城市。

资本

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只要它是资本，都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

主要的作用是促进多数人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客体成为被资本化来产生利润的要素。今天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要素相对稀缺性，研究要素的优化配置，这本身就决定了它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

政府

它和资本具有可比性，不论何种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都是人类制造的、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因其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使其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

要求政府公平公正是一种理想，实际上任何体制条件下的政府都实现不了，所以在现实中大家要有包容性。

制度变迁

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下的制度变迁，都不过是原来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为了更多占有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能顺畅转嫁的制度变迁就变成强制性变迁，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制度变迁就叫做诱致性变迁。

研究

所谓研究，是要把抽象出完全客观性的概念放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客体上作对应，而并不是说某个政府、某个制度，只是说抽象出某个制度、政府、资本和法律等方面的定义。这些都是抽象的结果。

三大差别

中国的三大差别分别叫做：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

当生产过剩、要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不能简单靠市场。还有，因为市场只会造成差别、市场不会自发的调节差别，这些是常识。

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其中的两大差别虽然已经基本平衡，但却主要是靠大规模国债投资来形成，而非靠体制改革实现再平衡，代价也就很大。

负债

整个西部现在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是因为所有这些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建设投下去都不可能短期回收。让谁搭了便车呢？西部的地方经济搭了便车。
所以国家资本集团尽管拥有庞大的实体资产，却不可能变现，表现为在150万亿金融资产的账上趴着。

同期，迫使中央政府大规模推进增发货币，这些年发了25万亿货币，其中20万亿是对冲增发，也就是外资进来1块美元，央行得发6块多人民币对冲，这就导致本币增发货币增发出来用于投资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大量是趴在账上的。

确实，这些资产都是国有资产，但不可能短期有收益。国有生产性资产占多少呢？占中国全部生产性资产的70%。那国有银行资产占多少呢？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客观结构。

要改，怎么改？大量的固定资产占压银行资金；卖掉，没那么容易。

对应的负债是多少？
大概是八年前(2005年)，一次在中央汇报的时候，县以下公共负债估算是7000亿到9000亿，现在如果再让我汇报，翻了十倍不止，至少负债得几十万亿。乡镇这一级政府负债，当年说最高负债是4000万左右，现在得到四五十个亿，县这一级的最高负债得上千亿。这些东西都叫做政府的债务资产。

为什么称之为债务资产呢？
因为它对应着一块资产，就像政府搞得楼堂馆所都是资产，只不过现在不好出售。政府搞的大型广场，铺的那些花岗岩大石板都是银行的钱，政府搞的景观大道，华灯齐放也都是银行的钱。都是债务压在那了。

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狂征滥占土地，并且政府帮房地产商维持房价，尤其是三线以下城市，房价早都维持不住了，政府哪怕贷款也要帮房地产商撑房价，就是因为撑了房价就是撑了地价，撑了地价之后，还能再圈一块地去银行套现的时候就可以套到同等的额度，银行套现率70%，那一部分钱过来之前先把银行利息还上，银行帮政府把旧贷转新贷。这就是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增加—银行占压调账—土地征占付息这种三角结构的内涵。

得明白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大部分压在那些钢筋水泥上，压在那些桥梁、高铁、机场、涵洞和大隧道等基本设施上，这些都是陈欠贷款。

房产税

如何继承政治合法性，如何让人民满意，就得除了继续使用投资拉动来解决面临的经济下滑，还得靠深改完成第三大任务：贫富差别再平衡。

想征收房产税吗？征，就意味着全国实现财产透明，官员、知识分子都公开房产，缴纳累进制的房产税。真正想实现透明度，就是征财产税。

假如房叔有10套房子，共计1亿元，按1%的房产税征收，就要征收100万元房产税，每年100万元交不起。那就抛售房子吧，这样房价就下来了，地价也跟着下来了。然而，这样就平不了账了，地方政府在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就暴露了。所以，征收房产税这事，不仅仅是富人不愿意交，它还牵涉到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理。

社会结构变迁

大家想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两张金字塔图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无外乎就这两个金字塔，但它们属于超稳态。当经济结构矛盾已经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都不敢碰。谁想真去碰一下，就会意味着债务暴露，无药可救。对外又不能打仗，那对内也只能继续扩大投资，维持住现在的产业资本过剩的问题不马上爆发。

如何继续扩大投资？现在提出的就是城镇化。

城镇化是中小企业和打工者返乡创业的领域，因为发展恰恰是相对远离大资，投资门槛低得多。

为什么打工劳动力为什么跳槽这么厉害？
其实不外乎就是打工者整体上是小资属性，不想降低身份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工人阶级，小资外出打工的目标是成为小老板，从小资变中资。

现在城市郊区征地，为什么城郊村都巴不得政府来征地，是因为村民可以一步从小资跃升到中资，可以分得几套房子或者得到一大笔钱，这就是郊区农民的农民之梦。

近代的城市化体制，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的集中所客观需求的标准化、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

刚才已经讲到，从九五时期就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是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的就是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搞城市带最适合这套要求。

地方主义

中国并不可能有西方所说的集权主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发展充分竞争的结果就是比拼招商引资，然后就导致创业资本集中，形成的风险却上交。于是，中央就得增发货币、增发国债。

当出现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中央和地方共同受害，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够被地方所接收，否则地方是长期抗拒宏观调控的，中央手里没财政是指挥不了地方的。

县域经济

关于城镇化，中央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得呼应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发展创新，关键在于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全国3000多万个县市区下辖的30000多个镇。

中国县以下一共是40000个乡镇，60万个左右的行政村，300万个左右的自然村，这是中国现在的区划结构。

承载县域经济的载体，主要是县内的城关镇和三个左右的中心镇。这样看呢，全国会有一万多个中心镇得到投资发展的机会。

三农问题

现在农村大量出现劣绅驱逐良绅，结果就是良民变刁民，基层治理劣绅化就很难让老百姓再相信什么，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垮塌是最可怕的。

还有城乡关系恶化。在这种不断地向三农转嫁代价的体制的压力之下，农民的基本的行为已经扭曲了。

基本矛盾

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每次发生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大规模的下岗失业有关。

• 1960、1961两年7000多万失业，中国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 20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4000万待业，中国提出两个严打
• 20世纪90年代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中国强调维稳

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有过四次外资进入，每次外资都造成对外债务演变为国家财政严重赤字，也都带来两个次危机，每次危机都向三农转嫁代价，能转嫁成功城里就软着陆，否则就是硬着陆。需要了解硬着陆的例子，如1960年和1980年，没有成功向农村成功转嫁，出现在城里硬着陆。

工业文明时代教育

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人的资本化进程。它其实是要求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能够统一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处置，因此它要求教育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标准化的、可集成的。因而，制式教育就是主要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集成化和大规模传输的教育模式。

二战起源

因为生产过剩，中国人开始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部建设，这是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在这个新时期调整过程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

而西方的工业文明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遭遇生产过剩，则是工业化国家恶性竞争，转向用战争摧毁竞争对手的工业体系，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治理创新

十八大用了大量的篇章讲治理创新。须知，中国社会的下层是占人口60%左右的小资，小资主体是农民，政府对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社会要给以必要的扶持。而在下层社会之上形成了一个占人口规模约30%左右的中产阶级，西方称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产阶级主体是中资、民资。

不论是占人口60%的小资，还是占30%的中等收入群体，都是高度分散的个体化存在。只要分散，就是脆弱的。

分散个体都缺乏对本地社区的了解，怎么能够对本地问题形成理性认识，并且支撑相对不同社会群体而言的地方良性治理体制呢？

主要归因于产业化教育造成的体制排异，再加上我们人口占比60%的下层社会和占比约为30%的中层社会，目前都不擅长自主的知识生产和在地的知识传播，因此我国也就至今没有形成在地教育，更没有所谓社区化的参与式教育的支持体系。于是，社区内部的事物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不得不用外部的宏大话语来表达。

信息不对称

教育既然被公开说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工具，那就变成了一种手段，成为一种帮助产业资本来占有人力投入形成剩余的工具，那么，制式教育要使本来自然性状的人成为人力资本的宿主，就得把人所具有的多样化的自然属性尽可能剥离，把人的思考能力规范在一个被称为现代化的科学体系、但实质上高度指标化的学科框架之内。

事实上，按照制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只是人力资本，那早就过剩了。

这是按照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标准化大规模传输所要求的制式教育体系在今天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某种程度上，就是90年代以来推进教育产业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代价极大，是如今国家不得不强力维稳、受人诟病的根源之一。

任何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单方垄断，都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在完全由国家开支的体制下，制式化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但，因遭遇经济危机而推进教育产业化转化和推进把教育科技都作为市场化创收手段的改革方针在贯彻之中，内生性地发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本身是公共产品的知识信息，却被产业化的教育部门单方垄断，用于获取垄断利益。

因为是单方面垄断，不可以讨价还价，就造成很多人上不起学。

越是好的大学，被有关部门纳入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农民的孩子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一方面搞了一套反智的、照搬的学科化知识，与下层社会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农民孩子根本上不起！

现代化教育本来应该是公共品，本来应该算是沟通上下层社会的渠道，是让下层社会有上升预期的渠道，这样下层青年才有希望，社会才稳定。那越搞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社会失衡越严重。教育在我们这直接演变成阻断下层上升通道的制度障碍。

林毅夫1998年就讲过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教育造成人力资本过剩和城市的产业资本过剩同步发展的时候，它就是我国社会危机被人为地政治化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了。

医疗体系更是如此，医院凭借单方垄断病人生死存亡的信息的特殊地位去收费，那就势必造成很多患者因病致贫，甚至家破人亡！每当发生医患纠纷发生恶性事故的时候，医生和患者就都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