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竞争4

前人路途无论怎样涉嫌犯难步履维艰,所表达的也不过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就又发生了这个哲学规律。

南非政权

南非黑人政权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以继续维护跨国公司的资源开发权为谈判条件,主权负外部性相对更大

南非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典型意义

越是在解殖运动中以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原宗主国的认可,越是更多保留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则其承载海外资本转嫁的制度成本的基础就越差。

随之必然对其他弱势群体转移自身不能承载的成本压力,由此造成的社会代价,一般都会反过来被西方话语利用,来抹黑边缘国家的政府。

拉美国家发展认识

由于核心国的制度改革要求是符合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去国家化,因此拉美各国对资本缺乏适当管制,外资一方面倾向制造资产泡沫以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则偏好寻租性质的天然资源或公共服务部门。

较合理的发展策略应该是

  • 一方面利用政策把外资引导至讲求技术创新、具充分竞争的实体产业部门,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具备国际竞争力;
  • 另一方面,则应该限制外资进入投机性及寻租性部门,尤其是天然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

超前城市化问题

巴西的困局是在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就超前实现了人口的城市化,并且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
由此,任何遵守正规法律的企业雇用城市劳动力,就都得支付其生存、教育、医疗等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这几乎是在劳动力市场定价之外再增加至少50%的成本。

如果这个国家是食品和一般消费品进口国,那么劳动力成本会随着进口品的价格上涨而更进一步提升。于是,此类国家便没有可能再发展自主性的产业经济,也就难以摆脱对资源、能源和大宗农产品出口的依赖。

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向制造业国家输出作为全球结算货币也是储备货币的美元。

殖民化结构作用

任何维持着殖民化时代留下的单一经济的国家,只要没有改变这种殖民化结构,就没有加强国家经济主权的基础条件,那就会决定性地影响着该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管该国在政治上选择何种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宣称何种主义,都不过是跟从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流派。

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冲突本质

双方的利益冲突在于,委内瑞拉搭了美元流动性膨胀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便车,之前委内瑞拉大量进口商品,使跨国公司获取了巨额收益,石油价格上升又使该国从出口中得到了大量以美元结算的收益,影响美元指数回调。在美国的后院搞左翼国家同盟,试图抗衡美国在区内的传统影响力。

对于金融利益仍然建立在石油美元之上的美国来说,间接策动推翻委内瑞拉现政权的政变或直接军事干预,都会被列入考虑的选项。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政府的经验

没有经历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与原宗主国谈判,延续原宗主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方式而获得执政权力的政府,在推动社会改革时,往往遭遇原有体制内的依附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旧官僚、境内外跨国资本等势力的激烈反扑。

委内瑞拉粮食危机

粮食自给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可一厢情愿地认为,存在经济大幅波动可能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永远可以靠外部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解决本国粮食问题。

新门罗主义

在于减少赤裸裸的直接军事介入,而更多运用软实力(Soft Power)颠覆,利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旗帜,利用网络新媒体,动员中产阶级,尤其是受美式教育体系灌输思想、消费美式文化长大、无条件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年轻人参与政治运动,推翻不亲美的政权。它的执行媒体,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智库及基金会。

南非独立的由来

曼德拉带领国家沿着西方给定的道路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隔离,体现了西方给定的普世价值,但让渡了国家本应从殖民者及其跨国公司那里夺回的经济主权。

南非黑人在争取政治主权的谈判中,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黑人新政府承担在长年种族隔离下南非所借下的外债。尽管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的黑人民主政权,但实质上南非的去殖化过程并没有完成。

南非的教训

任何具有一定地缘政治分量的国家只要收回或坚守本国的资源或货币主权,就难免触动跨国资本之利益,也势必受到跨国资本母国及本国利益集团的敌视。

在缺少革命红利的土地分配条件下,依靠政治谈判让渡了经济及资源主权而被承认的国家,很难建立稳态的社会基础。

成本转嫁三阶段

  • 第一阶段是二战前400多年列强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对外掠夺;
  •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先发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并转嫁成本(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
  • 第三阶段是1971年后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借由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从中获取巨利,却同时散播危机。

深化成本转嫁的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最新调整:
是在金融资本核心区形成货币联盟,通过打造排他性的新冷战背景的贸易同盟,延续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而被排拒在外的边缘化国家则预期将要继续进一步承受成本转嫁造成的社会混乱和输入型危机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两个体现霸权的国际体系

2015年形成了两个体现霸权的国际体系:

  • 一是六方货币同盟这种币缘战略产物(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 二是保障治外法权的后殖民化体系。
    从其内生性的排他性及延续二战后地缘政治同盟关系来看,二者都属于资本主义升级为金融资本阶段借尸还魂的新冷战制度体系;并且与被核心国称为软实力的新冷战意识形态紧密配合,更多通过教育、科研、文化、艺术等被认为西方优越的巧实力进入发展中国家,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利益。

2018年以来,核心国为实现所谓的美国优先而公然强化其单极霸权地位,不仅主动发起去全球化,而且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暴发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之机,强行推进以新冷战地缘政治画线的产业重构。

这个前所未有的剧变使所谓的新兴国家概念随之解构:

  • 中国在西方体制外一直被作为边缘国家,进而被美国列为头号敌人,不得不应对以贸易战为名的硬脱钩
  • 巴西作为与美国战略性结盟的南美第一大国,被纳入金融资本阶段半核心圈,加入了美国在2020年3月主导建立的1+9货币互换机制;
  • 土耳其、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因在地缘战略重构中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将处于半边缘地位。
    历史巨变之中的新兴国家将面临被迫选边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