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竞争3

发表于 2022-07-09 分类于随心得，经济

前人路途无论怎样涉嫌犯难而步履维艰，所表达的也不过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就又发生了这个哲学规律。

金融脱实向虚

金融脱实向虚，对于并不具备全球货币金融霸权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终究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因为人民币不是全球结算和储备货币，中国无法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和利润回流，一旦资产泡沫膨胀越过明斯基时刻，必然发生金融内爆。

冷战本质上是战争，是以不造成全面热战为底线，但最终必须决出胜负的战争，因而也就没有经济理性可言。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生核心国家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近年来在世界虚拟资本极度膨胀压力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愈益虚拟化，愈益体现出币缘战略军事化的趋势——军事强权与币缘战略结合，炮舰与货币双管齐下，不断地制造对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多空投机，强制性地剪羊毛洗劫公共财富。

剪羊毛具体机制为：

美联储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向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提供流动性；
新兴资产市场进入牛市，资产价格上升，出现资产泡沫；
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并重新步入加息周期，吸引资金回流美国；
资金撤出，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及经济危机，资产泡沫被挤破，资产价格大幅下挫，相对处于货币宽松的核心地区企业，利用较低的融资成本，在低位收购危机中的新兴市场优质资产。

除了已经延续近20年的产能过剩之外，中国还面临流动性过剩而引致债务膨胀、资产泡沫化、金融市场不稳等随着金融深化而出现的新时期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同时，股票市场在政策带动下快速上扬，股票泡沫开始替换此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另外，生产领域收益与金融收益背离，导致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并存。

中国人民银行，其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汇率政策绑架，陷入两难的被动局面。面对涌入中国套息及等待人民币升值套利的热钱:

这个过去每次遇到危机都强制推行国家逆周期调控、致使某些利益集团受损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既是中国应对核心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西方软实力及其长期操控的中国学术界攻击的最重要的目标。

中国对国有经济的集中管理被称为举国体制，可在遭遇危机时抑制住微观企业利益做逆周期的宏观调控。

控制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权的核心国家，需要占有在实体经济中积累利润的边缘国家的收益，才能维持金融资本集团的全球统治地位；这种榨取外部收益的特性，导致其势必利用软实力瓦解他国维护金融主权的制度体系，以及采取各种金融手段打击实体经济为主的目标国。

金融战争的背后，也必然需要硬实力——军事战略的配合。

任何一个曾经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都必须兼备强大农业生产力、先进工业能力及货币权，缺一不可。

只要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就会形成巨大外债。并且，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外债，都势必转化为国家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对本国主权货币及与核心国家过剩资金交易的汇率构成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全球化的制度要求，放弃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就必然遭遇热钱投机做空的金融危机。

美国作为最大政治强权维护的核心国，其对外的国际债务往往是依靠全球霸权的军事实力和操控金融规则而得到无限展期，或者通过汇率操控而达到实质性的免除。这也是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美国先进制度的内在原因。

撤出前后，美国改变策略，在中东实行焦土政策。凡是无法在军事及政治上控制的国家，都必须颠覆其政权，引爆地区战争。

印度明确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模式，但在农业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欲急速推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自然倾向苏联的经济模式。

外部定价权是全球化条件下边缘化国家遭遇困境的核心机制：本国资源的市场价格由外部的霸权国的跨国公司定价，以使跨国公司能够压低资源出口国收益而在期货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中获取资本利润，以此保证核心国的金融资本全球通吃。

南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有三个相同特征:

一是同属于殖民化国家，外来殖民人口及混血人口占国内人口超过50%，并且外来人口在客观上也是此类国家的解殖运动的主导力量，独立后仍然是延续西方制度的社会主流；
二是同样都落入城市化陷阱，城市人口占比高达80%以上，都因城市化超前、贫困人口集中于大城市，而不再有进入工业化的所谓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也不再有政府通过社会改革形成良性治理的可能；
三是同属于殖民化单一经济模式，资源出口占GDP之比过大，跨国公司把控本国资源市场形成外部定价权，因而这三国无法自主地把握本国经济主权；任何党派的政治家上台，只要试图收回资源主权，则势必被西方软实力妖魔化，并面临西方势力各种颠覆政权的台前幕后操作。

荷兰病：因为初级商品繁荣而扭曲了经济结构，导致工业部门衰落。

利伯维尔场制度即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对个人经济、思想、政治、信仰自由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