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竞争2

前人路途无论怎样涉嫌犯难而步履维艰，所表达的也不过是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就又发生了这个哲学规律。

新兴国家

后发国家借着生产要素低廉或资源丰富的便利，在付出了重大的社会及生态代价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贸易，经济规模得以发展起来，被泛称为新兴国家。

零利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

金融危机之下，美国采取所谓零利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是以零成本的流动性直接注入金融市场，防止资产价格崩盘，并把不良资产转移给公众来承担，使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避免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Balance-sheet insolvency）。

美国的资本市场在企业大量负债的条件下能维持如此低利率，形成对美国企业低成本的资金供给，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中以中国为首的贸易顺差国大量向美国廉价出口制造业产品，客观上帮助美国维持了极低的通胀率。

量化宽松创造出来的流动性拯救了美国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政府公开支持代表私人金融家的美联储以量化宽松政策来转移银行家因贪婪而制造的坏账泡沫，它使得债项从私人金融部门转移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

但这个庞氏骗局的游戏不能一直玩下去，否则总会迎来资产负债表爆破的那一刻（明斯基时刻），而且已经创造出来还未爆破的虚拟金融价值需要像吸血鬼一样从外部榨取实体价值来支撑。实施的关键环节：

• 一是有秩序结束量化宽松
• 二是重返加息周期，引导资金回流美国市场。

美国霸权逻辑

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全球货币霸权及话语权，塑造一个有利于其自身的全球贸易秩序；美国输出美元流动性，换取其所需的全球资源及劳动力成果；以贸易赤字形式流出的美元，又以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美国，维持国内低廉资金成本，支持美国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在全球进行竞争，并收购新兴经济体有价值的资产，并加速其金融化；而国债又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继续维持其绝对的军事优势。

具备庞大粮食生产力和丰富自然及能源资源的美国，本来是最具备自给自足条件的富裕国家，但无论当前美国如何进行战略性调整收缩，它也不会退回为一个以正常方式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更永远不可能走回昔日孤立主义的路线。美国的问题并非在于它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强权，而是其霸权地位不容挑战的特殊性。

奥巴马多次提醒世人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即意味着它不受一般的国际规范约束。美国所谓的特殊性，直接来说，就是其作为全球的单极军事强权及金融霸主，是唯一有能力利用货币及金融在全球进行制度寻租的国家。

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当前的相对收缩，都只会为下一阶段的美国金融再扩张铺路。美国的货币及金融利益，决定美国始终会是扩张性的，而美国接下来数十年利益的关键，就是怎样对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美元化。

六国货币同盟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从中国等新兴国家输入大量商品，目的是向全球输出更大量的美元流动性。整个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共同构成西太平洋美元湖，并将美元作为贸易盈余再回流美国的国债市场，因此成为美国前几大债权国。这才是美国必须保证对亚太战略控制的根源。

美国近年所巩固的战略性同盟主要有两种：

• 一是在货币秩序层面的六方央行货币同盟；
• 二是贸易同盟。

美国因为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石油资源出口能力，将有助于巩固其与日本及欧洲等盟友的战略性同盟关系。日本和欧洲期待从美国得到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将把美日欧绑定在稳固的战略性同盟关系之中。

2013年10月31日，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全球主要六家中央银行达成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构建核心国之间的流动性互换协作网络。

2013年6月，美国传出即将退出量化宽松的报道，随即引发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大量外国资本流出，导致新兴国家本币币值和国内股市迅速下跌，同时，其国内融资成本随通胀率提高而上涨。这个向新兴国家转嫁金融资本扩张危机的成功试验，促使2013年10月30日这一具有排他性的货币联盟正式形成；并且在其运行一年之后，美联储于2014年10月31日宣布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停止。

与美联储签订货币互换，如果规模提高，甚至到无上限，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需要积存巨额外汇储备；即便保有外汇储备，在出现危机时，也没有必要出卖资产变现，来应付国内市场的美元需求。

这种机制的好处是该国可以用低成本、低风险获得美元流动性，以注入本国金融体系，同时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

西方的六方货币同盟，明显地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表面是货币金融同盟，但实际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同盟。

核心国稳定了内部金融货币秩序，同时积极在全球展开新的地缘军事战略部署，而且处处以冷战思维设定敌人、打击对手。

三大货币各自的利益目标

美国又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能源价格大幅度下降之际，重创了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地缘战略对手；更为美元与石油脱锚、把中东乱局甩给思想陈旧的老欧洲、一劳永逸地打败欧元奠定了基本条件。

美元：极力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为此要阻止任何强势货币崛起成为足以挑战美元的全球性货币，甚至不惜利用军事及政治等各种手段打压。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巩固美元湖——美洲自由贸易区、TPP，乃至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最理想的目标是打垮欧元，并把各大新兴经济体美元化。

欧元：企图成为足以挑战美元的全球性货币。为此要巩固欧盟，在欧元区内打造优质的金融资产池，成为避险资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与俄罗斯结盟，利用俄罗斯把中亚整合成欧元区的附属经济区域；趁美国撤出中东，建立石油欧元，收纳中东成为欧洲的后院，再加上北非，使整个环地中海区域成为庞大的欧元湖。

人民币：面对产能及流动性的双重过剩（工业、商业、金融三大资本过剩），亟须输出工业产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便向金融为主的第三产业升级。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中韩、中澳、亚洲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制造业向中亚、南亚、中东、非洲推进）。

做空动力

美联储掌控的利率周期，一直是笼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阴霾。而这一片阴霾恰是西方金融资本的主力

配合着投机资本做空的经济手段，在新兴国家内部及其周边连续发生了以各种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借口制造出来的不利政治环境。

外资乃至本土的投机性资本企图做空新兴市场股市牟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无限责任，无限信用

中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

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税权矛盾。所谓改革，实质上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和债务风险越是上交中央。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任何地方的债务和金融坏账无论有多严重，地方政府都不会破产。

货币国际化动力

中国的困局在于过去20年的旧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国内一般制造业产业的利润率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同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金融利益集团开始抬头，推动经济金融化及人民币国际化。

当产业利润率下降，资本离开制造业，而货币供应却仍然增加时，在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增量的情况下，便催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包括现在各方热烈讨论的农村土地流转。

任何一种崛起的区域性货币如果想进一步走出去拓展为世界性货币，都会不自觉地挑战美元的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兴货币又不具备美元已经有的从外部捞取利益的优势，就只能加速内部的金融深化，通过内部去维持整个金融化的收益率，确保内部较大的金融收益，维持货币定价资产的价值。中国金融利益愈想国际化，整个国内经济就要更加被金融化。

SDR

SDR是IMF的国际货币单位，它源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建议的全球货币设计。理想中，它的权重应该反映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

凯恩斯的构想是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防止某一国货币独大，并预防长期结构性国际贸易失衡的情况。